金庸作品中的人物，可用一个字来概括：“俗”。
并不是市侩俗气那个层面上的意义，而是指他们关心的都是形而下的问题。
不信试问，他们谁曾反观自身的命运、无语问苍天？
连《天龙八部》中的高僧亦没有高僧的佛养，只有一片宅心仁厚，为了大理钱粮去下棋谈佛、赌命动粗。
连最孤寂愤世的杨过也是因为伤心断肠而暂时离情出世，却终不脱大侠窠旧。
金庸笔下没有对现实质疑的人，没有对生命进行自觉体悟的人，没有力求突破生命极限的人，他们随波逐流、随遇而安，是传统的“不问鬼神”的儒家的代表。
他们的“俗”，是“事务”的意思，与“玄远”相对。
而黄易中的主人翁呢，有两种，都不能算成“俗人”。
一种是《破碎虚空》中的传鹰一类。
传鹰的生存目的一开始就很明确，他的生命就是为了追求天道的神秘，读书、学武、游历都只是一种经验和过程，而不是生活本身的目标。
他不仅有“生活在别处”的味道，而且确知生活在哪里，就在“有生于无”的虚空之处。
最能明显见出这点的一段话是这样的：
“祁碧芍的语声传入传鹰的耳际道：‘传郎，我们今后何去何从？’
传鹰蓦地惊觉，答道：‘天下名山大川，各具灵秀，何处不可去。’脑海中浮现出塞外壮丽的山川。
祁碧芍全身一震，似乎甚为错愕。
传鹰不解地低头细察怀中美女的俏脸，联想起当日在千里岗的灵山古刹内，也是这样俯首凝视祝夫人楚楚的俏脸，不由百感交集，想到白云苍狗，世事无常，最真切动人的‘现在’，转眼间便已成了过眼云烟。
祁碧芍凝望伟鹰的双目，察觉到他眼里的丰富感情，轻轻道：‘传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你绝世天资，何不随我等共抗大敌，救万民于水火之间。’
传鹰好象给冷水泼下，一阵心灰意冷，袭上心头，淡淡道：‘传某胸无大志，实难负重任。’
只觉怀中美女，身体忽尔转硬，两人虽仍紧紧相拥，但刚才的柔情蜜意，却是消失无踪。
……外面阳光普照，大自然仍是如斯美丽。但人与人的斗争却永无休止。
在金庸中传鹰这样不顾民族大义的家伙只能作为反派角色落个万箭穿心的下场。
但在这里，我们却不能说谁对谁错。
魏晋时期的五胡乱华，元人的挥师南下固然给中原带来了战火，但亦是中国民族得以融合、变化、壮大的契机。
每个人都可以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坚持自己的信念，世界本来就包含了正反两极，无论正面或负面的东西都有其存在的道理。
庄子的第二篇《齐物论》郭象解题说：“夫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恶人。物莫不皆然然，故是非虽异，而彼我均也。”玄学正是追求从一个较广阔的视角，对世事人生得到一种较高的理解，甚至达到“齐生死”的境界。
在黄易的书中，《覆雨翻云》中的浪翻云就发出这样的疑问，
“生命无恒常！当惜惜在他怀内逝去时，他想到的只有一个问题：生命为的究竟是什么？这想法使他对生命生出最彻底的厌倦！他亦由此明白了百年前的传鹰为何对功名权位毫不恋栈，只有超脱生死才是唯一的解脱。惜惜的仙去，改变了他的一生。”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舍弃一切，追寻永恒的天道，其他人又该如何面对生命呢？
黄易中的主人翁从未放弃追求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他们在生命中的每一刻，都在寻求些什么，树立一个个目标去超越。
达到了或者无法达到时，还要寻找另一个目标。愈是在外界的重压下，愈能体现生命的价值。
《大唐双龙传》里的寇仲、徐子陵是最能作为这种人的代表。
两个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小乞儿，人小就努力要出人头地，旧目标实现，又向新的目标冲击，直至逐鹿天下、挑战群雄。
寇仲说要争天下，作品中说过多次不在于争到了又如何，面在于活着就轰轰烈烈！
如这一段：
“寇仲欣然道：‘这叫英雄所见略同。我最受不了把自己当作武林泰斗，又或凭高门大族势力出来作威作福的人，当这两方面的势力结合成无上权威后，我更看不顺眼，便让我两兄弟向这么一个权威挑战。时势是由有志气和能力的人创造出来的，只有来自民间的人才明白人民的疾苦，李小子好比秦始皇或项羽，都是出身皇族贵家而小弟则有点似汉高祖刘邦，大家同是不折不扣的流氓，没有贵族的习气。哈！这比喻不错吧！’”
寇仲他们并不一味追求永恒的天道，而是在生命的体验中品味个体存在，在生命的追求中寻求生命的极致。
“生命臻于最浓烈的境界”，这一句话亦不止一次在《大唐双龙传》中出现。
“在高手对垒里，生死胜败只是一线之间，精神和潜力均被提升至极限，生命臻至最浓烈的境界。”
“只有剑锋相对的时刻，生命才会显露她的真面目。”
寇仲、徐子陵“以战养战”的练功方式，各自在不同道路上执着的前行，都是为了挑战生命的极限，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
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可以用来形容传鹰一类的人，
“至人无空，天地所容；至人无主，天地为所；至人无事，天地为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