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因为父亲在年终分红的时候问过薛老喜家里的工分是多少的原因，很多时候我都能够察觉出来，薛老喜在对待我家工分的问题上特别的用心。父亲那时问薛老喜家一年挣了多少的时候，他的自尊心一定是受到了刺激，所以有机会薛老喜便会抓住不放，恢复自己那曾经受过刺激的自尊。这些微妙的事情我能够感觉出来，父亲当然也会觉察出来。
每年到了收草粪的时候，康大功总是先召开一个生产队的社员会，告知大家最近几天要收草粪了，让大家把自家的草粪堆整理一下，在验收的时候大家不要扒瞧，有多少就是多少，队里不会亏待每一个积极劳动的人等等。然后又让薛老喜组织他的本家和康家的几个人进行丈量验收。
每当这个时候，父亲总是不安心的，他是知道薛老喜的用心的，薛老喜也是知道父亲是敏感的。所以薛老喜总是瞅着父亲去南坡干活儿的时候丈量我家的草粪。
后来的几年，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每到那几天父亲总是会嘱咐我，让我在家里等着，看看薛老喜是怎样丈量我家的草粪堆的。因为每年丈量草粪的时间总是在寒假里，所以我有的是机会。
开始我并不介意，认为丈量草粪时，那尺子是硬的，薛老喜还能捣蛋到那里去，每当父亲回家问我，我家的草粪堆是咋量的时候，我总是说，人家是咋量，咱家那也是咋量的。
父亲听后，总是一阵的沉默。
那一年的冬天，又到了那个季节，父亲临上南坡干活儿的时候对我说：“老喜今天派我去金岭修大寨田，我存着他是要丈量咱家的草粪了，你就在咱家的草粪那里等着，看他坑人不坑人”。
那一年我都上五年级了，不但知道了丈量草粪堆的方法是“长乘高乘宽”，而且胆子也有点大了，不是老害怕薛老喜了。
那天，我就在我家的草粪堆边转悠，一会儿我看见薛老喜手里掂着一根像锄把一样的木棍子，带着丈量小组的人说说笑笑地走了过来。
那时，凡是压草粪的人家，都是康大功指定了固定地点的，是谁家的草粪，薛老喜都清楚的很。
薛老喜是不掂尺子的，在丈量长和宽的时候那两个拉尺子的人量一下报一次，有记录的人在户主姓名的后面做个记录。在丈量高的时候，薛老喜就把那根木棍放在草粪堆的顶上，有那两个拉尺子的人把他的木棍作为高的顶点量出一个高度。
很快周围的草粪都丈量完了，到了我家的草粪堆边，那两个拉尺子的人很快丈量了长和宽，轮到了丈量高的时候，只见薛老喜上前一步，他抡起手中的木棍狠狠地摔在我家的草粪堆的顶上，那个木棍立刻陷进那草粪堆里了，那两个拉尺子的人很快上前如法炮制地丈量了我家草粪堆的高度。
当薛老喜一群人说说笑笑离开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来薛老喜那个动作的作用了，即使说我已经从心里有点不害怕他了，但离直面和他论理还有一定的距离。
那天，父亲一回家就问我丈量草粪的事情，我就把当时的情况说了一遍，父亲听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那个时候的苏家屯就是这样的现实，人们主要是靠工分吃饭，没有工分就好像是失去了命根子。但工分不好挣，工分的价值又是那样的低，所以大部分的家庭养家糊口是很艰辛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不甘心过苦日子的人便“投机倒把”了，面对一家人的吃喝穿戴，他们便想尽一切办法弄几个零花钱，让自己家人的生**面一些。因此便自然地产生了：有成色儿的人像苏老二的舅舅起五更到黑市上卖葱；薛老喜起五更到黑市上卖红薯芽儿；王木匠偷偷地到清海做工挣钱等不合时宜的现象，没有成色儿的人，像钟叔钟婶儿在冬日的地里捡坏红薯晒干，再到镇上的供销社里卖掉换钱给苏老二换一身儿新衣裳的现象。
不过苏老二的舅舅和薛老喜叫斗住了是要游街的，王木匠就是插翅飞到青海也是要被康大功扒掉户口乖乖回来的。
后来我常常想，苏家屯此类事甚多，像这样“人不能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的事情，便是人们没有积极性创造财富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