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提前结束乱世和战争、让历史上那些因为大规模屠杀和尸体处理不及时而爆发的瘟疫，被遏制在了萌芽阶段。
让不少原本因为瘟疫而早逝的名臣猛将，延续了发光发热的时间。
不过，自然规律终究是不能避免的。既然汉末原本的大瘟疫，根源在于“原本南北交流较少，所以南方人才有抵抗力的疾病，北方人接触不到，反之亦然”。
那么，只要南北交流扩大，这个过程中肯定会伴随着瘟疫的阵痛。
这一世，因为大汉越来越重视商贸物流建设，诸葛家族为代表的民营大宗货物物流巨头们，有数以千计的河海转运船舶在大江大河南北各处周转。
这个过程中当然也带来了“大规模人口的数千里往来迁徙”，也是丝毫不比历史同期的战争调度少，甚至距离还更远，还有去到扶桑、三韩、林邑、旅汉的。
当地的疾病也免不了会带回中原，也肯定会导致一些人口下降。
无非这种人口下降不像几十万人厮杀的千里远征那样会集中爆发，而是慢慢分批缓释。这样就可以充分调度医疗资源，防止卫生系统被挤崩，才没大规模出现失控瘟疫。
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只能用发展来解决。
所以总的来说，这段时间国家经济虽然在始终高速发展恢复，但那几年里国家的人口增长却不明显。
早在202年刘备刚统一中原时，天下人口2800多万。后来207年征服扶桑三韩、靠兼并新增地区的人口，才恢复到3100多万。这部分增长出来的人口，三分之二是来自于新征服，只有三分之一是汉人自己生育多出来的。
但是又十年过去了，中间还兼并了漠南草原和东胡草原上的外逃汉人和投降的鲜卑乌桓，到217年的时候，大汉人口依然还只有3200多万。
十年里才绝对增长了100万人，就算考虑上对草原作战时的军民伤亡、生育减少，这个数字也是有点不正常的。
也就是说增长几乎都来源于新征服，自身生育增长几乎没有。
唯一的解释，就是因为“商贸提前发展，华夏大地提前进入了南北人口大流动环境”，导致的疾病流行人口死亡加速。
但这个代价，是任何国家从“安土重迁、封闭管理”的传统模式，向近代迁徙社会转移过程中，都必须付出的代价，所以也不能指责任何统治者。
另外，这个过程中，国家和民族也不是完全没得到好处。比如虽然十年人口没怎么涨，可人民的身体免疫力却是实打实提高了的。
十年前南方人的身体对北方病毒没什么抵抗力，一辈子也见不到几个北方来的人，也没机会被传染。
北方人也是同理，之前一遇到华南地区的“瘴疠之气”就直接热带病毒倒了，十年交流下来之后，北方人哪怕足不出户，多多少少也对瘴气有点免疫力了，绝对不会再出现演义里“五月渡泸”时的瘟疫惨状。
当然，凡事都有一个过程，以诸葛亮改善后的交通基建水平，十年时间还不至于让全体大汉子民都得到这方面的好处。目前只能做到“南北方各大主流枢纽都市周边的百姓，身体的综合免疫水平提升了一级”。
比如南方的成都、襄阳、武昌、金陵，北方除了东西两京，还有邺城、蓟城，这八大都市的市民，基本上做到了南北流行病都多少有点抗元，都遇到过了。
而广大农村地区的封闭自然经济圈子里，绝大多数人口依然没有遇到千里之外疾病的机会。
在“南北病毒免疫交流”的自然过程中，大汉的卫生系统建设和医学发展，也得到了相当的进步，既有理论总结上的，也有实践经验上的。
名医出身的张机，也做到了李素为他新设的一个部的尚书职位，让大汉中枢朝廷的部数突破了十个部，新设的这个就专门管医疗卫生公共健康。
这一切，都是在逐步打好国家和民族的健康基础，等大部分国民消化了更广大疆土上遇到的新病毒、都建立起群体免疫，才能进一步往外扩张地理发现。
（别笑，古代，一直到大航海时代，都是这么缓慢建立群体免疫的。
欧洲人去美洲、能带去一个天花就把美洲土著弄掉大半，殊不知美洲独有的疾病，对欧洲人健康的威胁也是巨大的。
只是欧洲人容易控制接触新传染源的节奏、是掌握交流主动权的一方，能控制群体免疫的建立和扩散速度，才没酿成太严重的大祸。
所以说对外地理发现探索的节奏很重要，主动发起探索的一方，才能牢牢把握住这个节奏。
汉人要是连“扶桑、夷洲、林邑常见病毒”抗元屏障都没建立起来，就直接找到澳洲美洲，那说不定才是一场灾难呢。
即使是按照现在的节奏，过程中付出的代价依然不少。
内地人民还算可控，因为出现问题可以暂时阻断超远程商贸往来、建立隔离。
比如遇到海员上岸，要先让水手们单独住一个地方半个月一个月的，反正他们本来也要等季风、等装卸货，让他们私下里自己住一起上岸休闲玩乐，也不误事。
但是对于这些海员本身来说，他们承担的免疫风险，就没有别的屏障来帮他们隔离的，早期的海员等于是处在免疫交流的第一线。
所以每年都要补充上去几千甚至几万人的海船水手，这些水手和海军士卒的待遇也一直保持很高，因为遇到未知疾病病死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