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其他领域，四川刘氏家族的刘永行在包头宣布，东方希望集团将在这里投资一百亿元建设百万吨级的铝电一体化项目。
这场民营企业的重型化运动，在很多年后仍然让人津津乐道，市场的车轮似乎正在碾向坚硬的垄断地带。
要知道，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民营资本力量在一九八七年和一九九六年先后有过两次突破所有制障碍的努力而未能成功，那么，今年的这次重型化运动已经是第三次、也是实力最为强大的集体冲锋。
针对这一活跃景象，有杂志在评论中不无激越地写道，“当人们看到，民企的升级和中国的新型工业化正在适时对接，民营企业家精神和民营资本一并注入中国的重工业中的同时，人们不再怀疑，耕耘在重工业领域的民营企业在未来数年内将刷新中国民营企业的最强阵营；这轮以市场化力量为主要发动机的新工业运动将托生出中国第一批不是官员出身、不被政府任免、只以市场lùn_gōng过的重工巨头。”
不过很显然，这段评论在日后读起来的时候，恍若前世梦语，留下的只是唏嘘。
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铁本的问题很快从毁田占地变成了违规建设。
处在事件旋涡中的戴国芳开始变得焦躁不安，他自己也不清楚，事情怎么会变得越来越糟糕。那些日子他整天在工地上奔波，根据他的预算，钢厂的第一座高炉很快就可建成，马上可以投入生产，到那时生米就煮成熟饭，也就不用担心了。
他对手下人说，这么大的项目，建成就建成了，最多是罚款，不可能拆掉。
然而，事态远比他想象中的要严重得多。
自国务院通知下发后，各地的重化工业项目投资并没有降温的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第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同比增长了四成多，创下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增长率，其中钢铁行业的投资增幅更是高达骇人的百分之一百零七。此时，有非法占地、违规建设等多项重大嫌疑的铁本项目浮出水面，成了一个最合适，也是最典型的惩戒对象。
面对声势浩大的调查，从来没有应付过大场面的戴国芳方寸大乱。他和他的谋士们天真地认为，铁本的问题也许花钱能够摆平。于是，他向上级呈递了一份自查报告，内称公司在接受国家有关部门调查违规投资、违规用地事项时，进行了自我财务检查，发现了经营过程中的违法问题，自两千年公司设立开始，公司从常州物资回收公司及武进物资再生有限公司收购废旧钢铁价值十几亿元，其中有虚开发票近两亿元，抵扣税额近两千万元，法定代表人戴国芳疏于管理应承担相关的责任。
这份为了破财消灾的自查报告，是戴国芳为挽救铁本而做的最后努力，他将抵扣税款迅速补交至当地的国税局。
出乎他预料的是，正是这份自查报告成了检察院最有力的指控证据。
遭到巨大压力的常州市组成了铁本项目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紧急下达了停工令。
很快，国务院领导抵达苏州，常州市委书记、市长被召去汇报铁本项目及其所引发的问题。接着，一个由九部委组成的专项检查组赶赴常州，对铁本项目进行全面检查。
这是自一九九一年的温州“柳市事件”后，中央部委第二次针对一个地方项目进行空前的联手行动。
再接着，戴国芳和他的妻子、岳父等人被警方带走，原因是涉嫌偷税漏税，且数目可能很巨大。
再接着，九部委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汇报查处情况，为其定性，他们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
第二天，新华社向全国播发通稿，列举了联合调查组认定的铁本五大问题：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越权分二十二次将投资高达一百零六亿元的项目分拆审批；违规审批征用土地六千五百四十一亩，违规组织实施征地拆迁；铁本公司通过提供虚假财务报表骗取银行信用和贷款，挪用银行流动资金贷款二十多亿元用于固定资产投资；有关金融机构严重违反国家固定资产贷款审贷和现金管理规定；铁本公司大量偷税漏税。
针对铁本事件的行政处理也是史无前例的，八名政府领导和银行官员受到严厉的惩处。其中，常州市委书记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常州市人大副主任被罢免，并记被撤职；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省发改委副主任、中行常州分行行长等被撤职或责令辞职，戴国芳的家产被查封。
范亨在处理完这些事情之后，回到家中跟范无病提起了这事儿。
“其实这事儿，跟地方官员的鼓动不无关系——”范无病听了之后，立刻就抓住了其中最为关键的东西，“地方政府官员们为了政绩，为了gdp，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这也是意料中事。”
还有一点，自然就是国内房地产市场这一阵子发展迅猛，所以对于钢材的需求缺口非常大，趁着这个好时机，大家都想要先行一步，抢占市场，所以才有这一次的民营企业重型化运动，其实都是大家想要挤占传统的国企垄断市场而已。
“但是在这件事情当中，企业确实有问题。”范亨也需要指出这里面的其他问题，“违规项目就是违规项目，不管地方政府官员们如何鼓动，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