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剑的优势是虽然造成的伤口不大，但刺中躯干或头面几乎必死，缺点是快速冲锋时刺中对方后不易拔出，不利反复冲杀。
到底该用弯刀还是直剑，英法都认为自己的选择有着坚实的实践和数学计算说服力。
英法流派不同，或许是因为英军的敌人遍布全球，很多敌人是纪律较差的东方骑兵，而法国作为一个大陆国家，作战对象多为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欧洲军队。
美国著名将领巴顿，也曾为骑兵到底该用弯刀还是直剑费过一片苦心，他在1912年向欧洲职业剑术冠军克莱里深入学习一周后，最终臣服于法国人的技艺。
美国骑兵的战斗动作由劈砍改刺杀，而美军根据巴顿研究装备的1913型骑兵剑因此又被称为巴顿剑。
不过，八里桥之战时，清军更热衷于远程武器。
开战当天早晨，蒙古马队悄悄逼近法军先遣队，到50米处才被发现，给敌以极大震撼。
但蒙古人却未发起致命冲锋，而是玩起了弓箭火枪，终于被大炮、步枪击退，痛失歼敌良机。
八里桥之战中的清军，右为蒙古马队，装备有火器、弓箭和马刀，此战清军损失1200余人。
另外，骑兵的另一项关键装备是马匹。
欧洲虽然不是良种马的原产地，但通过引进优良品种和科学的人工育种技术，欧洲骑兵的马匹更适合近代骑兵的战场需求。
清军主要骑乘的蒙古马，平均体高仅约130厘米左右，尚达不到欧洲近代轻骑兵用马的标准。
然而，欧洲骑兵即便有科学训练，但在单兵上，最多只能与那些自小刀马娴熟的东方骑兵打个平手，甚至更多时候会落下风。
他们只有在集团作战时才会显示出压倒优势。
纪律中有无穷的战斗力。
1812年9月，拿破仑远征俄国的一场战斗中，因为进攻计划推迟，导致法军骑兵暴露在俄军炮火下长达3个多小时。
炮弹在骑兵阵线中撕开一条条口子，有些部队还没进攻就已损失过半。
但法军却纹丝不动，有愤怒的士官长要求冲锋或者撤退，遭到军官的严厉呵斥。
而清军在八里桥之战中一开始只损失了约1200多人，相对3万多的总兵力并不算高，但蒙古骑兵遭此打击后不是恢复、整队以重新形成战斗力，而是立即做鸟兽散，并抛弃了大部分伤员。
纪律和士气上的天壤之别才是欧洲骑兵相对传统骑兵战斗力的真正所在。
法军胸甲骑兵冲锋前向皇帝致敬，中队长一马当先一支百战百胜的传统骑兵，也有高昂的士气和较为严明的纪律，但建立在近代科学计算基础上的系统战术训练，形成适时强大的控制力，则是传统骑兵与近代骑兵之间难以逾越的“代沟”。
后世有人认为近代欧洲骑兵是靠密集的“墙式冲锋”战术击败了相对松散的传统骑兵。
这种说法并不准确，骑兵在加速冲锋到临近接战时，会形成局部簇团，很难保持整齐密集队形。
欧洲的拿破仑战争期间的诸多战例表明，大部分情况下，相向冲锋的两支骑兵必然会有一方因士气崩溃而撤退，或者干脆停下发生小规模交火后脱离接触，亦或双方打开队形，容对方通过，以错马厮杀。
真正体现近代骑兵战术素养的，主要是临战队形的迅速转换；溃散之后的短时间恢复、整队，以及高超的步骑炮协同能力等。
拿破仑战争中，溃退的骑兵，往往能快速找到自己的长官和军旗，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重组并重新投入战斗。
欧洲近代骑兵控制力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英法这两个在殖民战争中表现最抢眼的骑兵之间的对比，或许是解开骑兵控制力和战斗力的最好钥匙。
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国名将威灵顿曾说：“我们的一个骑兵中队可以抵得过法国的两个，但四个中队便不及他们的四个，数量越多越比不上”。
英国骑兵向来以马匹精良和个人技艺高超闻名欧洲，但上升到一定规模层级反而不如法军，源于双方骑兵控制力的差距。
当时的法军骑兵中队，整个队列被大量的军官和士官牢牢控制，分为前排指挥、中队主体和队列官行列三个部分。
中队主体的四个部分又各有军官控制前排，两翼还有各自的士官保证侧翼的控制。
以阵型为笼，以军官、士官为锁，有效防止了作战中士兵的涣散和逃逸。
英军骑兵在中队两翼同样配置了大量军官、士官，后卫队列官也数量密集，但中队的前排指挥却只有中队长一人，这会不会造成前排指挥的薄弱。
拿破仑战争中的大量战例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英军骑兵一旦冲锋就停不下来。
英国骑兵在多次战斗中能依靠冲锋击败多个中队的法军骑兵，但随后几乎毫无例外陷入失控，士兵们不顾一切的冲锋追杀，秩序涣散，从而遭到法军骑兵预备队和溃散后重组骑兵的联合屠杀。
英法骑兵遭遇战中的殊死搏杀由此可以推论，军官和士官的配置数量和位置，直接决定近代骑兵控制力的强弱，并维系队伍的纪律和士气。
从大样本上考察拿战时期欧洲各参战国的骑兵军官、士官情况，结合历史战场表现，依然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
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军骑兵操典中，关于一个骑兵团的四个中队